东埔何山小学？
什么是快乐教育的源头？在中国，古代私塾就是一种典型的快乐教育，这种教育形式，千百年来却一直徘徊在被社会主流认同的过程中。国外，西方的启蒙运动也是“快乐教育”的源头，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，这种教育模式逐渐受到质疑，以至于我们今天，已经在很多西方国家看不到这种教育模式了。
中国古代教育的痛苦
其实，古代的“私塾”一直就有痛苦的一面：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体系，老师的教学质量水平可谓参差不齐，有些老师甚至还不懂装懂；而私塾的规模一般很小，学生人数也很少，有些老师的教学水平本来就不高，教小学生还差不多，如果教中学生就有点勉为其难了。古代私塾的教育水平整体而言是很低的，许多学生把精力耗在读书上，除了读书，他们一无所思，完全是在“苦读书”、“读死书”，这样的教育，培养的人文精神有多少呢？也许有些读书人最后成了社会精英，但这样的机遇与概率毕竟太少了。古代私塾教育的痛苦，其实就是学生读书的生活痛苦，这样的痛苦，到清末民初时达到了顶峰，以至于有些教育家在回顾以往的师范教育时，直言这种教育“只会读书”而“不会做人”。由于只会读书而不会做人，近世中国文人从政以后，在政治上却往往表现拙劣，这也不能不说是传统私塾教育的一种痛苦结局。总之，古代私塾教育属于一种精英教育，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文社会精英，而不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。这种教育，只能建立在少数家族的基础之上，因而无法成为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的平民教育运动。
西式初等教育是快乐教育源头
可是，快乐教育的源头其实不是中国，也不是法国，而是一千多年前发明扫堂腿的西方。西方的平民教育起源于中世纪晚期，以城市手工业者平民为代表的城市平民文化教育，一开始就是国家社会所承认的，国家甚至对平民教育进行某种程度的扶植。可以说，这种教育是从社会底层自发地、相对平等开展起来的，西方启蒙运动期间的不少作者都受教育于这样的城市平民学校。以后，这种平民学校又发展到由世俗贵族兴办，为的是使自己的子弟也接受较好的教育，不受国教限制，能够通融达济、明察精敏，也就是不受宗教约束、视野更加开阔。到了18世纪后半叶，欧洲各国开始在全国兴办平民学校，“免费的、统一的、世俗的”初等教育逐渐取代了旧有的各种私学、书院、宗教学校等。这样的现代义务教育虽然也曾经受到特权阶级的反对和破坏，但是，这种现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原理却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，最终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性教育制度。
中国的初等教育也经历了由特权到全民的发展过程。宋代开始有政府举办的新式公立学校，招收的也是特权阶层子弟。明代开始，民间人士也可以自费入学了，但仍然不能入学的底层人家子弟还是要靠私塾旧制来启蒙。中国自南宋开始，才有较早的国家公共教育，但是，这样的公共教育规模很小，只限于官学和少数有地位的人所能办的私学，从南宋一直到清，这样的公共教育一直不起规模，国家公共教育一直没有走上轨道。西方的国家现代义务教育，其初等教育体系是在市民阶层兴起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，中国的现代初等教育则是自清末民初，在西方学校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，它与平民教育相比，还是一种不彻底的国民教育，甚至与西方早期现代国民教育相比，还是种不彻底的国民教育。
中国现代初等教育制度是仿效西方的，然而，对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的继承，却成了我们今天初等教育难以解除的困惑。
当代中国教育的困惑
面对过去，当代中国的教育家们，提出或实践着各种各样的现代教育制度。法国的福柯曾经指出：“人们正在试图用史无前例的手段改造人。人们正在消灭人的个性。人们正在试图用某种更可怕的东西取而代之。”日本安部司在他的《现代学校的诅咒》也感叹当今世界，为了逃避侵略战争所带来的责任，人类“疯狂到企图消灭自己的过去”，他们“用前所未有的疯狂手段改造着他”，这样的当代教育造成的结果，是“孩子们身上正在发生的最恐怖的异化为己知”。中国的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了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，实际上，中国的现行教育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，为中国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。于是，中国现行初等教育制度也必然要努力“消灭自己的过去”，它的一个明显的手段，就是“消灭人的个性”。
“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，古人早已意识到人的可贵和个性造就的重要。然而，当代教育在为人类消除人的个性中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：小学生失去了天真可爱的儿童个性，显得呆板、缺少活力；中学生成了只会考试的书呆子，到了高考完全脱机，有的学生有的科目可以考100分，而有的科目却只能考30分，因为，对某些学生来讲，某些科目从来没有翻过书，而某些学科，则学得昏天黑地，他们的思想被某些学科牵着鼻子转，但整个学生却难以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；小学生、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在老师的逼迫下，在考试面前，害怕读书。这些曾经有过的好性格、好品质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下，“正在发生的最恐怖的异化”正在为人类“已知”。